「写得太温和不会有效?但写了,就有改变的可能。」──专访陈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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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写得太温和不会有效?但写了,就有改变的可能。」──专访陈昭

「我对人生和写作都没什幺规划;」陈昭如说,「不过就是会遇上很好的採访主题。」

陈昭如大学时在学校编校刊,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文学少女,「我主修人类学,田野调查做的是泰雅族的宗教变迁,但对政治和社会议题不算敏感,」陈昭如回忆,「直到『520事件』。」

1988年的「520事件」又称「520农民运动」,本来是台湾南部农民北上请愿的抗议活动,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──该场运动也有学生参加,他们介于警民之间,原先是居中调停、希望双方可以和平对话的角色,却在冲突开始后,成为宪兵队首先殴打逮捕的目标。

「那天我本来也要到现场,但后来有事没去,结果就听说参加活动的同学被抓走了;」陈昭如说,「有其他同学到管区派出所去,也找不到人。我忍不住会想:同学发生什幺事?如果死掉了怎幺办?如果我也到了现场,会怎幺样?这是个什幺样子的政权,居然用这种手段对待人民?」

切身意识到政治其实就在日常当中的那天,陈昭如开始渐渐脱离所谓的文学少女身分。「毕业后我到《台湾春秋》杂誌工作,主要的工作是编辑,负责和撰稿者联络邀稿。我自己也很想写稿,而这本杂誌收录的内容很广、需稿量很大,所以如果我要写稿,主管也很欢迎。」

从《台湾春秋》到《首都早报》、《自立晚报》到《自立早报》,陈昭如身兼编辑与撰稿者的工作状况一直持续,「自己的版面缺稿的话就自己写,写到后来乾脆变成写专栏,」陈昭如笑道,「那时写很快,一天能写八千字。」

虽然是位写专栏的快手,但在国内报章杂誌的生态逐渐改变之后,陈昭如发现能够让自己发声的媒体迅速减少。「能够发声的版面少了,稿约也少了,甚至还有人来邀我写五百字的『爱情小语』;」陈昭如苦笑,「我知道来邀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我擅长写的是什幺,但他手上能释出的资源,就只有这个。」

不知道还能做什幺,不过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媒体环境,所以陈昭如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。「我写过电视剧脚本,但感觉格格不入,因为我无法把自己代入剧情、写出虚构情节;」陈昭如解释,「好脚本可以靠画面传达的情境讲故事,但我的强项是办证式的对话。」

这个时候,陈昭如巧遇从前的同事蔡崇隆。

「那时蔡崇隆正在拍一部与『油症』有关的纪录片,想要随片做一个说明册子,既然遇上我、想起我能写,就问我要不要帮忙?」陈昭如说,「反正没事,我就答应了。」

1979年台湾发生食用油中毒事件──彰化一家米糠油工厂因製程不当,多氯联苯(PCBs)混入食用油,造成两千余人中毒;这些「油症」受害者皮肤、指甲、眼眶变黑,长出带恶臭的「氯痤疮」,怀孕妇女甚至因此生出「黑婴儿」。陈昭如在蔡崇隆的引荐下与这些三十多年前的受害者见面访谈,发现该写、能写的很多,所以告诉蔡崇隆,「内容太多了,不要只做小册子,我写成书吧。」

採访油症受害者的感觉同陈昭如过往的採访经验截然不同。「採访名人时大多数会有原因,例如配合宣传,所以也会得到一些固定答案。但小老百姓讲人生经历时更诚实、超出名人太多了。我是因为这样,才真的开始觉得『採访』是件有趣的事。」

但不管要宣传什幺,名人是準备好要配合採访的,小老百姓可没有这层準备。「有些人很愿意说,不过也的确有些人不想讲。这个食安事件当年被执政的国民党压下来了,过了三十年,还是有人担心讲了会对自己不利。」陈昭如表示,「遇到不想谈的访者,我就和他乱聊,聊了两个小时,他忽然就开始讲了,一讲就停不下来。」

把恐惧和不满压在心里三十年、一直没说出口的受害者,并不是不想讲,而是不敢讲。「他们讲完,会觉得自己鬆了一口气,而我也有被信任的感觉。」陈昭如道,「只要有人愿意听,很多人都愿意说,但大家都不大想听别人讲。我没有什幺特别的採访技巧,唯一的技术就是『真的很想听』──这个态度受访者会感受得到。」

《被遗忘的一九七九:台湾油症事件三十年》2010年出版之后,虽然陈昭如自认对写作「没什幺规划」,但与社会不同阶层接触、记述代言的机会明显多了;其中最重要的合作之一,仍与蔡崇隆有关。

人本基金会想拍的纪录片,主题是发生在台湾南部一所特教学校的集体性侵事件,但因为要保护当事人,所以不适合影像拍摄,蔡崇隆推荐了陈昭如,陈昭如也写了信向人本基金会表达自己对事件的关心,但等了几个月,才真的接到基金会的进一步联络。「透过人本,我读了很多事件纪录,和报纸上太过简化概略的内容完全不同,认为应该要写,并透过人本的安排开始访问当事人」

这些访谈报导在2014年集结为《沉默:台湾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》,出版之后,虽然特教学校的问题还未根治,但性平案件数量已大幅降低;「有位台大学生读了书之后,自己做了一个整理网站,后来有很多网友是从那个网站看到资料的。」陈昭如说,「当时人本和家长决定打国赔官司,国赔成立后,教育部先代被告、也就是有疏失的学校老师付赔偿金。但教育部支付的赔偿金,来自我们缴纳的税金,所以事后老师应该还钱给教育部,但教育部并未向老师索讨这些款项。我们提出『代位求偿』的诉求后,教育部已向老师索赔,不过因为老师不愿付赔款,所以还在上诉。」

出版《沉默》的迴响远远超乎预期,虽然没有拍纪录片,但文字仍然有唤醒大众注意的力量。

同时,陈昭如也注意到两件事。

第一是障碍者的情欲需求。绝大多数人都有性的需求,但照护人员关心的多是医疗、保护,关于性欲方面的问题,多是被动防範障碍者的身体不因诱骗而受伤害,而非主动探究:障碍者的性需求该被如何满足?

「性是最基本的欲望,每个人都有,障碍者和我们都一样,没什幺应该歧视的。」陈昭如访问障碍团体及状况各自不同的障碍者、负责照护的家长与社工,温和但真实地展现这个课题的複杂与难解之处。事实证明,受访者的确能够感受到陈昭如「真的很想听」的诚恳态度,,也愿意坦然与她讨论平常不会告诉别人的想法。

陈昭如一面将这些访谈整理成《幽黯国度:障碍者的爱与性》这本书,同时依她注意到的第二件事发展写作计划。

「因为《沉默》里的受害者是特教学生,所以有人认为:是不是因为这些学生不容易和正常人沟通,所以才会让性侵恶行一直被掩盖?」陈昭如道,「事实上,很多性侵案因为找不到反应管道,最后都找上人本,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人本会帮忙,也因为如此,所以人本处理了很多案子。这些案件需要有人纪录,才有可能在未来做出预防。」

发生在校园中的性侵会「被噤声」,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无法开口,而是制度与集体的沉默。陈昭如从人本历年处理的资料中选了四个案例,整理成书。「受害者有女生也有男生,发生时间已经过了够久、当事人现在比较能够面对,事件也有后续的相关发展,相当具有代表性。」

陈昭如始终认为文字是有力量的,而她希望能以自己的文字介入社会。「《台湾油症事件三十年》替『社团法人台湾油症受害者支持协会』的成立及《油症受害者救济法》的通过出了点力;」陈昭如谦虚地说,「出版《沉默》也有些后续效应。这本新书将沿续《沉默》的概念,我想讲的是普通人的『恶』,以及老师在体制内面对性侵事件的处境。」

这本新书预计名为《沉默的岛屿》,将在2018年年底出版。

与NGO直接冲撞体制的态度不同,陈昭如的文字更具同理心、更加柔软。「这是我使用文字的策略。有些朋友认为,写得太温和不会有效;」陈昭如淡淡地说,「但对我来说,写了,就有改变的可能。」